1979年冬，周曦三十岁，在上海师大读物理系大二。他和共和国几乎同龄，出生于1949年10月4日。共和国的政治风云蹉跎了他大半的青春。十七岁，“文革”开始，高中停课。十九岁，插队落户到上海郊区宝山刘行，种植水稻和棉花。二十三岁，上海紧缺中学老师，于是招了一批“还没完全忘记功课”的“老三届”高中生突击培训。于是之后的几年他在上海沙径中学教化学，在弥漫着“读书无用论”的社会情绪中，他的学生得过且过，没有几个对学习有热情。二十九岁，中国恢复高考，像许多同龄人一样，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进了考场。他的考分很高，本可以依志愿进复旦交大，谁料当年的上海高考负责人却是上海师大的负责人，做了小手脚把几个考分最好的学生转到了师大。这样荒诞不公的故事在荒诞不公的大环境下倒显得稀松平常：有书读已经不错，就不要挑三拣四啦！于是周曦抖擞精神到华师大物理系读书，不敢有半点埋怨。
也是在那几年，中美关系开始破冰，恢复了停滞三十年的民用邮政，周曦家里开始收到普林斯顿研究生校友会寄给他父亲周同庆的邮件。1979年的冬天，老父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症多年，无法回信。在母亲的鼓励下，周曦斟酌再三，凭着听广播学会的英语向研究生校友会写了一封信：我很想去普林斯顿继续学业，希望得到帮助。渺无音讯的好几个月后，他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招生办公室的回信，“研究生校友会把你的信转给了我们。你应该向招生办公室申请，需要递交一篇自我陈述，两封推荐信，全部过往成绩单。还需要通过托福考试，或者由两位英语老师出具证明……”
这些名词他闻所未闻，幸而有一位曾经久居美国的老邻居耐心解释，并为他翻译了大部分材料。1980年春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祝贺他以转学生的身份加入普林斯顿物理系大二，给予全额奖学金。那个年代办理护照签证的程序异常烦琐漫长，于是他告知招办也许要在开学之后的好几周才能来学校报到。事后他得知，当时的招办差点发出了一封信：“如果你在开学两周之内不能报到，我们将很遗憾地不能接受你的注册。”多亏当时主管国际学生的伊萨维女士向招办主任求情：“这个人，无论迟到多少周都要让他注册。如果他今年不来，也许他永远都出不了中国。”她的话并不夸张，在那个年代，即使是“想出国”这个意愿本身，都可能被当作政治问题记入档案，影响终身。
1980年10月，周曦取道香港来到普林斯顿。当他为香港的发达程度惊叹不已时，接待他的香港亲戚却摆摆手：“如果美国是一百分，那香港才三十分。”这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十二年，也是周曦人生的第三十二年，而他却是第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。
为了照顾他的严重超龄，学校把他安排在校园之外的一座研究生宿舍楼。我问他本科生涯中有没有交到朋友，他迟疑地报了三个名字，然后说，最初的几个月他适应新环境十分辛苦，平时交往的大多是本系的同学，谈论的话题不超过专业范围。他说，回想起来那时候十分孤独，第一个在美国的圣诞节他提笔给国内的老同学们写了许多信。当然是孤独的，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境遇除了孤独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。一个饱经苦难的人突然来到一个世外桃源，却几乎切断了和过往的所有联系。在普林斯顿的三年，他只回家探过一次亲。其余的日子，唯一聊解乡愁的，就是去东亚图书馆翻阅中文报刊，还有就是想象他的父亲周同庆也曾在同一个校园的同一座楼里就读。
（内容取自凤凰网读书，版权归作者所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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